首页 >> 移民内参 香港移民必读
香港回归前后司法制度的变化
文章来源:香港通    发布时间:2017-10-16 11:26:51    阅读量:22225

在回归前的过渡时期,香港就推行司法本地化工作,以实现司法制度在回归前后的平稳衔接。“九七”回归后,香港新的司法体制顺利运作,法院因对政府、立法会行为是否违反基本法进行审查(以下简称“违基审查”),而突破基本法文本所赋予的权力。此外,全国人大常委会解释基本法也成为香港司法制度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

(一)过渡时期的司法本地化

《中英联合声明》附件一《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对香港的基本方针政策的具体说明》中规定“香港特别行政区成立后,除因香港特别行政区法院享有终审权而产生的变化外,原在香港实行的司法体制予以保留。”《香港基本法》落实了联合声明中的有关内容,例如第81条规定,香港特别行政区设立终审法院、高等法院、区域法院、裁判署法庭和其他专门法庭。原在香港实行的司法体制,除因设立香港特别行政区终审法院而产生变化外,予以保留。

设立香港终审法院是回归前司法本地化的重要内容。1988年2月,英国主动提出1997年前即成立香港终审法院并使之过渡到1997年以后。中方接受了英方的建议,经过中英双方协商,决定在香港建立终审法院。至于如何组成,经过几轮会谈,最终于1991年9月底就香港终审法院的组成问题达成了原则协议。明确终审法院每次开庭由五名法官组成,包括首席法官在内的四名法官应是本地法官;另外一名是从其他普通法适用地区邀请的海外法官,即香港一般所谓的“四比一比例协议”。在10月中旬,香港大律师公会和律师公会发表“联合声明”,指该协议“未咨询香港民意和专业人士意见”,规定只有一名海外法官是“违反联合声明和基本法,影响市民对司法独立的信心”等,反对“四比一比例”组成终审法院,其本质用意是企图尽量增多海外法官。香港立法局在1993年12月以34票对11票通过一名议员提出的“邀请海外法官要有较大弹性”的动议,从而搁置了1991年中英协议的实施。中国外交部发言人严正指出,立法局无权否定中英联合联络小组的协议。

1994年1月,英国又提组建终审法院一事,并于同年5月向中方提交了终审法院条例草案。1995年6月9日,中英联合联络小组关于香港终审法院问题的第8次专家会议终于就这一问题达成协议。香港立法局在1995年通过《香港终审法院条例》,此后进过多次修订,为终审法院的设立提供了法律依据。根据条例,终审法院组成包括首席法官、常任法官、非常任法官和受邀请参加法院审判的其他普通法地区法官。1996年整修原法国外交使团大厦作为终审法院的办公地点,该工作在1997年完成。

香港回归前的司法本地化也遭遇困境,即很多本地法律精英不愿加入司法机构。“由于回归带来的一些不明朗因素、司法机构歧视本地人的做法,都令很多香港人(包括法律界人士)对香港回归后的前景感到渺茫。因此很多本地培训的法律精英都拒绝加入司法机构工作。”本地法律精英不愿加入司法机构很可能与经济收入存在密切关系,“与月入动辄上百万的资深大律师相比,香港法官的收入也不算高。要知道,法官多为大律师中的佼佼者,如果不当法官,必定是大律师中的收入至高者。”

(二)新司法制度的形成

1997年回归后的香港, 终审法院的设立和运作标志着崭新的、完整的审判体系的形成。“香港终审法院体制的建立,则意味着香港殖民地法院体制的终结,而其运行是香港殖民地司法权终结的最主要的标志。”

除增设终审法院外,香港原有的法院组织体系基本上都保留下来,只是名称有所改变。具体说来, 最高法院(内部仍设上诉法庭和原讼法庭)名称改为香港的高等法院;地方法院改称区域法院;裁判司署改称裁判署法庭;各种审裁处改称其他专门法庭。此外,基本法中的“原在香港实行的陪审制度的原则予以保留”、“香港特别行政区的刑事诉讼和民事诉讼中保留原在香港适用的原则和当事人享有的权利”、“香港特别行政区成立前在香港任职的法官和其他司法人员均可留用,其年资予以保留,薪金、津贴、福利待遇和服务条件不低于原来的标准”等规定也得到落实。这些延续回归前司法制度的做法,对“九七”以后继续保持香港的繁荣稳定和良好的法治秩序,具有重要意义。有学者指出,回归前司法审判活动中所适用的一些基本制度和原则,“九七”后也将得到保留和执行,其中包括无罪推定原则、判例原则、陪审制度、律师制度等。回归前的司法制度被认为是香港成功的因素之一,因此“一国两制”的一项目标很明显就是努力保持司法制度在回归后不会出现较大变化。

香港新司法制度的形成不仅包括终审法院的成立,还包括法院在实践中行使违基审查权,而基本法对此并没有明确规定。香港法院审查立法会立法是否合乎基本法至少在形式上属于宪法审查的范畴,虽然基本法不是宪法。“香港特别行政区司法机构的违宪审查权并不是由《基本法》某一条文明确授予的,而是在实施《基本法》的过程中确立的。”

其实,在港英殖民统治时期的香港上诉法院通过1991年的“R v Sin Yau Ming 案”,就将违宪审查权(这里的“宪”意指《英皇制诰》等英国颁布的宪制性法律文件)名正言顺地归入其下。1991年港英政府通过《香港人权法案条例》,“人权法例虽是普通法律,但被赋予了宪法的作用”,港英政府还把国际人权公约的条文原原本本地抄入当时的宪制性法律文件《英皇制诰》中。此后,香港法院便采取积极的态度行使对立法、行政的司法审查权。在回归以前,在普通法体制下,香港已经形成了由法院负责司法审查的制度。“早在1844年,《最高法院条例》即规定英国的法律制度适用于香港,司法复核制度作为英国法的一部分也自然适用。

这种制度已内在地蕴含(或“潜伏”)了某种‘违宪审查’制度的机制,即法院可根据宪法性规范去判断效力较低的法律规范的合理性或妥当性,而透过一定的司法实践,这种机制的确就可以发展成为‘违宪审查’制度。”

根据《香港基本法》第81条的规定,这种司法审查制度被保留下来。“《基本法》规定1997年后普通法及普通法制度将予以保留。而司法审查是香港普通法制度的一部分,故在97年之后仍会有效。”

香港回归之后,《香港基本法》第158条赋予法院解释基本法的权力,也为法院行使违基审查权提供了理据。通过1999年的“吴嘉玲案”,香港终审法院把法院的违基审查权以更明确的方式表述出来。内地法学界早期对香港法院行使违基审查权反对的声音很强烈,“肖蔚云强调审查立法会立法是否合乎基本法,不是香港终审法院的权力而是全国人大常委会的权力”。香港终审法院在“吴嘉玲案”的判决中还声称,特区法院有司法管辖权去审核全国人大或人大常委会的立法行为是否符合基本法,以及倘若发现其抵触基本法时,特区法院有司法管辖权去宣布此等行为无效。内地许崇德、肖蔚云等数名基本法专家对此提出严厉批评。在行政长官的要求下,香港终审法院发出一个“澄清”声明,才结束一场危机。

在香港回归后形成的司法制度中,全国人大常委会承担着特殊的角色。香港终审法院具有本地案件的终审权,这只表明香港本地的审判体系是完整的,但并不意味着香港享有的司法权是完整的。根据《香港基本法》第158条,全国人大常委会保留基本法的解释权,如果特别行政区法院在审理案件时需要对基本法关于中央政府管理的事务或中央和香港特别行政区关系的条款进行解释,而该条款的解释又影响到案件的判决,在对该案件作出不可上诉的终局判决前,应由香港终审法院请全国人大常委员会对有关条款作出解释。从“吴嘉玲案”可知,如果香港法院事先对关于中央政府管理的事务或中央和香港特别行政区关系的条款进行了解释,而全国人大常委会认为香港法院的解释不当,全国人大常委会还可以再进行解释。根据第158条的规定,只要全国人大常委会对基本法条款作出解释,香港法院在引用该条款时,就应以全国人大常委会的解释为准。

香港法院应援引经全国人大常委会解释的条款来裁判案件,由此形成的判例就成为香港法律的渊源。正是在这种意义上说,全国人大常委会释法是香港法治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以上表明,“基本法同时肯定了中央的司法主权以及经过授权而使香港法院拥有了相当程度的、但不是完整的司法主权。《香港基本法》正是通过确认全国人大常委会拥有解释基本法的权力,“而给中央保留事实上的最低限度的司法主权”

关于香港移民的更多详情,欢迎咨询邦泓移民网 http://www.hkimmd.com/ 


香港移民总顾问微信二维码

咨询热线:400-070-8600



香港优才计划"